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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松溪縣的農業合作化運動
  • 2017-07-18 來源: 作者:施樹有
  • 20世紀50年代的農業合作化,是一場改變農村生産關系的社會主義革命,是解放以來繼土地改革之後黨領導的為着解放農村生産力、促進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又一次大規模群衆運動。松溪的農業合作化運動,實現了将生産資料農民個體私有制改造成為社會主義勞動群衆集體所有制的社會變革,使松溪農村的個體小農經濟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農村生産力得到較大的發展,農業生産獲得了大幅度增長,超額完成了松溪第一個五年計劃中的農業生産任務。

    一、農業生産互助組織的建立與發展

    1950年,為解決農村勞動力緊缺、畜力不足等問題,中共松溪縣委、縣政府開始組織季節性換工變工的臨時互助組,到年底全縣共有17個季節性互助組,參加農戶153戶,開展農忙互助,并擔負起軍烈屬代耕任務。1951年在進行土地改革的同時,又開始引導農民組織起來,發展生産,組織常年固定換工變工的常年互助組。到年底全縣共有575個互助組,其中常年互助組98個,季節性互助組477個,參加農戶3744戶,占總農戶的28.1%。[1]這些互助組都按自願、互利原則組織起來,并以換工形式進行互助,使剛分得土地的貧苦農民得以解決生産和生活上種種困難,鞏固了土地改革的成果。

    互助組實行勞力互助,耕地仍屬私有。常年互助組民主選出組長、記工員,負責對各戶農活統籌安排,實行全年互助,生産費用由各戶自負,産品收入随耕地歸各戶所有。1952年全縣最有名氣的有個互助組,一是花橋區車上鄉鄒小胡互助組,由 1951年季節性互助組轉為常年互助組,全組13戶貧農,他們生産互助、生活互濟,帶頭選用良種,改良耕作,當年糧食增産超過20%;二是花橋區路橋鄉楊芳學互助組,他們不但常年互助,取得糧食增産,而且做到農副結合,全組開山造林15畝,墾複茶園10畝;三是城關西門廖可鏡互助組,這個組是中農與貧農組合的典型互助組,全組互助互濟取得了顯著成績,當年糧食大幅增産。1952年11月,縣委、縣政府召開全縣農業生産勞動模範大會,個互助組各獎勵水牛頭,戴花披紅、遊街慶賀,轟動城鄉。之後,鄒小胡、楊芳學和廖可鏡3個生産能手分别被授予“福建省農業勞動模範”稱号。互助組存在約年時間,1954年數量最多,全縣共有1051個互助組,其中常年互助組403個,季節性互助組648個,共計9112戶,占總農戶65.9%。1955年互助組的組織規模最大,全縣共有784個互助組,其中常年互助組341個,季節性互助組443個,共計10207戶,占總農戶73.7%。[2]互助組雖能幫助翻身農民解決一些生産和生活困難,對發展農業生産起了一定作用。但是由于耕地私有,個體經營無法統一安排種植;對耕作技術改革思想保守,顧慮重重;組内排工先後和農副業結合的矛盾也不好解決,這些都影響了農業生産的進一步發展。針對互助組存在的問題,黨和政府又引導農民在互助基礎上,走上合作化道路。

    二、初級農業生産合作社的試辦與大辦

    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和國民經濟的恢複和發展,1953年6月黨提出了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内,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松溪縣委按照“積極領導,穩步發展”的方針,在農村進行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在常年互助組中選擇花橋區車上鄉鄒小胡互助組,試辦松溪縣第一個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初級農業生産合作社。該社初辦時隻17戶,實行耕地評産入股,與勞動報酬按比例分紅。土地分紅按略低于解放初期的地租收益,但又必須保證業主除繳納農業稅以外略有剩餘的原則,一般隻占評定産量30%—35%。耕地入股後,社裡統一種植計劃,統一經營管理,解決了互助組難以解決的矛盾,促進了農業生産進一步發展。辦社第一年,他們依靠集體力量,戰勝了嚴重幹旱,取得了比周圍互助組織更多的增産,顯示了合作社集體經營的優越性。縣委通過縣試辦社取得經驗後,1954年春,又以區為單位進行試辦,原隻批準試辦7個新社,結果辦了17個新社。[3]經過兩年試辦,豐富了辦社經驗,并擴大了合作社影響。1954年冬到1955年春,初級社發展到107個,同時出現未經批準,自發辦起來的69個初級社(時稱自發社),經過整頓鞏固,全縣初級社125個,入社農戶3218戶,占總農戶23.68%。

    三、合作化高潮的掀起與農業合作化的基本實現

    1955年冬全面貫徹毛澤東同志關于農村合作化問題的指示精神,批評了某些同志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右傾保守一個小腳女人”,推動了農業合作化運動的迅猛發展,在農村掀起了合作社運動高潮。松溪不僅初級社在發展,而且在城關西門、長江等村試辦高級社,邊試辦邊推廣,至1956年春,全縣農業生産合作社發展到192個,其中高級社41個,初級社151個,入社農戶已達11982戶,占總農戶的82.3%。[4]基本實現了半社會主義的農業合作化。

    為完成1957年全縣農村基本實現高級農業合作化的目标,進行擴社、并社,全縣共辦72個高級社,個初級社,入社農戶13763戶,占總農戶97%。高級社組織規模較大,取消土地分紅,并實行耕牛、農具、山林、茶園等折價入社,實現了生産資料集體所有制,成為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生産合作社。在經營管理上,以社統一計劃、統一經營、統一核算、統一分配,對生産隊實行“三包”包工、包産、包成本、“四定”定耕地、定勞力、定耕牛、定農具和超獎減賠的分配辦法。由于高級社發展過快,工作粗糙,規模過大,幹部管理水平和社員思想覺悟跟不上,1957年有部分新辦的社因此減産,并發生非正常的宰殺耕牛現象。後經過整社,才得到鞏固。      

    在農業合作化運動迅速發展的推動下,到1956年全縣已經基本完成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确立了生産資料公有制,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過渡的任務。

    四、供銷、信用等互助合作組織

    在農業合作化期間,農村供銷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也得到相應發展,三種合作組織即分工又聯系,形成了推動農業生産互助合作運動發展的合力。

    供銷合作社  解放初期,廣大農村商店極少,商品的交換主要在墟集進行。這種情況遠遠無法滿足解放後尤其是土地改革後松溪農村農業生産迅速發展的需要。廣大農民需要及時銷售自己的剩餘糧食和農副産品,換取日常必需的生活資料和生産資料;政府則需要收購糧食和農副産品來保證城市與工業的需要。而新興的國營商業還缺乏承擔農村流通任務的能力。這就造成一方面國營經濟與農村小生産者之間的物資交流因缺乏暢通的渠道而受到極大的限制;另一方面這種交流卻不得不依賴私商來進行,使農村小生産者遭受私商的中間剝削,而這種中間剝削對于缺乏資金、缺乏生活資料和生産資料的貧困農民來說,更是雪上加霜。因此,解放後尤其是土改後的松溪農村急需發動農民集資入股,建立由國家扶持、自下而上地組織供銷合作社,盡快建立農村的合作商業網絡,為廣大農民的生産和生活服務。

    1951年8月,渭田區周墩鄉創辦全縣第一個消費合作社,入社農戶69戶,以白筍幹折價700股,将白筍幹銷往杭州,換回生産、生活用品供應社員。1952年松溪縣供銷合作總社成立。810月在花橋、城關、大布、渭田、鄭墩成立基層供銷社和縣直機關消費合作社,周墩鄉消費合作社并入渭田供銷社,改名為周墩分銷處,各供銷社本着“入社自願,退社自由”的原則發展社員,每股股金2元,全縣共發展1.36萬股,股金2.72萬元。基層社建社初期,純屬民辦的集體經濟性質。

    1950年,土特産由貿易公司收購,1952年改由供銷社經營。1953年全縣收購土特産總值123萬元。1955年對大宗土特産品下達收購任務,允許毛竹、白筍幹、香菇、茶葉、土紙、柑桔、桐油等大宗土特産品,在完成收購任務後進入市場自由交易。1957年農副土特産品收購總值285萬元,比1953年增長1.3倍,主要産品有豬、禽、蛋、糖、茶葉、香菇、筍幹等。在做好土特産品收購的同時,供銷部門又積極扶持生産,1953年縣供銷合作總社就派出大批幹部到毛竹産區進行調查研究,幫助農民做好“遠山建筍廠,近山砍商品竹”的規劃。1956年向筍農發放無息貸款5萬元,幫助周墩、古弄、吳村、溪尾、山鎮、仙槎等村修建筍幹廠505個、土紙廠30個,使筍幹和土紙迅速恢複生産,1957年生産白筍幹620噸,土紙(毛邊紙、粗甲紙)100噸,為解放後産量最多的一年。

    信用合作社  1952年縣人民銀行在花橋源尾鄉試辦第一個信用互助組,全鄉有100多戶參加。1953年,全縣農村建立信用互助組21個,組員524人,股金2495元。1954年随着農業合作化高潮的到來,農村信用合作組織也有很大發展,信用互助組轉為信用合作社。全縣共有信用社34個,入社農戶4222戶,占當時總農戶的30.5%,股金7463  元,存款21371元。至1955年底,全縣68個鄉,鄉鄉有信用社,參加農戶9826戶,股金1.88萬元。1957全縣68個社并為44個社,入社農戶發展到1.23萬戶,社員1.98萬人,股金3.6萬元。19531957年,國家為支持農業合作社發展農業生産,5年共發放農貸116.9萬元其中發放貧農合作基金貸款9萬元極貧戶長期低利貸款1.9萬元。信用合作社是農村勞動人民的資金互助組織,在農村進行資金調劑,支持貧困農民解決生産生活臨時困難,對發展生産,打擊高利貸起了積極作用。

    五、合作化的經驗教訓

    實踐表明,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引導農民組織起來、發展生産、實行互助合作是廣大農民群衆擺脫貧窮落後狀況的最佳途徑,是松溪農村社會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必然選擇。依靠組織起來的集體力量,在戰勝災害、推廣良種、改良耕作和進行農田基本建設等方面,發揮了集體經濟的優越性,促進了農業生産的發展。在農業合作化初期,不論組織規模,還是分配形式,都比較适合當時的生産力水平,因而推動了農業生産發展,1953年至1956年連續年增産,1956年糧食産量創曆史最高水平,達到2566萬公斤,比1952年增長13.2%。

    從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的發展過程來看,在1955年合作化高潮以前,貫徹“積極領導,穩步發展”的方針是穩妥的,所以合作化運動前期發展是健康的。1955年冬掀起合作化高潮,批判“穩步發展”是“小腳女人”走路之後,“左”的思想占主導地位,運動發展太快、工作太粗,許多新辦初級社還沒有站穩就上升到高級社,有些互助組、單幹戶“一步登天”直接進入高級社。高級社也隻經過一年半實踐,許多問題尚待摸索,尚未得到實踐的檢驗時,就實現了人民公社化,影響集體經濟優越性的充分發揮。當時,有些人錯誤地認為高級社化、實現生産資料公有制就是實現了社會主義,還有人把“人民公社”當作“共産主義萌芽”,片面強調增加所謂“共産主義因素”,大刮“共産風”想用“窮過渡”的辦法,超前跑步進入共産主義社會。其實是破壞社會主義按勞取酬原則,沒有認識到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後,隻是進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雖然生産關系是社會主義的,但是生産力還是低下的、落後的,高度集中的生産關系不僅不能促進生産力發展,反而束縛了生産力發展。如1957年高級合作化後的第一年,全縣糧食就減産,總産隻有2209萬公斤,比1956年減少357萬公斤。1958年高舉“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1959年又大減産。全縣糧食總産隻剩1989萬公斤。農村社員人均口糧由1957年299公斤下降到116公斤。這是造成三年生活困難時期的重要原因之一,後來雖在政策上作些調整,生産有所恢複,但是沒有從根本上吸取教訓。1966年,糧食生産經過十年的“馬鞍形”發展,才基本恢複到1956年水平。“文化大革命”期間,農村掀起農業學大寨高潮,“左”的思潮變本加厲,重犯“大躍進”時期的許多錯誤,嚴重挫傷了農民生産積極性。



    [1]  《農業生産互助組情況》,松溪縣國民經濟統計資料提要(19491965)》,松溪縣統計局1966年6月編第8頁

    [2]  《農業生互助組情況》,松溪縣國民經濟統計資料提要(19491965)》,松溪縣統計局1966年6月編第8頁

    [3]  《農業生合作社》,松溪縣國民經濟統計資料提要(19491965)》,松溪縣統計局1966年6月編第8頁

    [4]  《農業生合作社》,松溪縣國民經濟統計資料提要(19491965)》,松溪縣統計局1966年6月編第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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